杨雨的母亲出生于1949年，与新中国同龄。家中兄弟姐妹四人，母亲排行第二，上面一个哥哥，下面两个弟弟，她是唯一的女孩。在普遍的观念里，这该是最受宠的位置，然而命运却为她安排了另一条艰辛的路。

母亲祖上是富农成分，在那个讲求“根正苗红”的年代，这层身份已然带来无形的压力。虽然家境比当时挣扎在温饱线上的普通农户稍好，但外婆身体羸弱，常年缠绵病榻，甚至需要人贴身照料。家中真正的女性劳动力，就只有母亲一人。外公深受旧思想浸染，重男轻女观念根深蒂固，坚定地认为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”“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”，女孩读书是浪费，顾家持户才是本分。于是，三个舅舅都读到了高中毕业，唯独母亲，被剥夺了识字的机会，成了一个彻底的文盲。

生活的重担早早压在了她稚嫩的肩上。在人民公社化、集体劳动挣工分的年代，她必须像个壮劳力一样，天不亮就跟着外公下地，在田间挥汗如雨，挣取维系全家口粮的工分。收工回家，等待她的不是休息，而是永远做不完的家务：生火做饭、浆洗缝补、伺候病弱的外婆。一家人的吃穿用度、舅舅们的学费书费、乃至日后他们的婚娶开销，很大程度上就靠她和外公那点微薄的工分在支撑。在物质极度匮乏、凭票供应的70年代初期，每一分工、每一粒粮都精打细算，生活的艰辛刻在每一道皱纹里。

大约十岁那年，村里同龄的姐妹们背着书包上学堂的景象刺痛了她。她也鼓起勇气闹着要读书。外公拗不过，或许也存了一丝犹豫，把她直接送进了年龄对应的三年级教室。母亲后来回忆，她写得一手工整的字，听课也格外专注，还得到过老师的表扬，说到表扬的时候，她的眼睛亮亮的，嘴角上扬。然而，没有任何基础的她，面对拼音和方块字如同天书。更艰难的是，繁重的家务和农活像两座大山，让她无法像其他孩子一样专心学习。放学后，她要立刻赶回家操持一切，疲惫让她在课堂上强打精神也难以为继。外公劝她放弃吧，她自己也在现实的重压下喘不过气，最终只能黯然退学，回归那一眼望不到头的劳作。

时光在日复一日的辛苦中流逝。她像一台不知疲倦的机器，用青春和汗水浇灌着整个家，最终成就了三个舅舅的学业和婚姻。大舅舅娶了同样有高中学历的媳妇；二舅舅最有出息，当上了生产队的干部，风风光光迎娶了邻村的“村花”，据说还是自由恋爱；三舅舅自幼患有小儿麻痹症，行走艰难，也是母亲和大舅舅合力，从遥远的湖南为他张罗回一门亲事，三舅妈白白胖胖，个子又高，时间久了，一口流利的本地方言，完全看不出是湖南人。

当舅舅们都成了家，家里的劳动力似乎不再那么紧缺时，母亲已经二十八岁了。在那个年代，尤其是在闭塞的乡村，这几乎是“老姑娘”的年龄。外公这时才恍然想起，该把她嫁出去了。长年累月的风吹日晒和超负荷劳作，早已在她身上刻下了深深的痕迹。她的皮肤黝黑粗糙，双手骨节粗大，布满厚茧。原本清秀的五官——那双明亮的大眼睛、高挺的鼻梁、薄薄的嘴唇——被风霜掩盖。她个子本就不高（不足一米五五），几个舅舅也都不超过一米六三，但他们都顶着一颗显眼的大脑袋，配上矮小的身材，比例有些奇特。更显著的是母亲的身形：常年的负重劳作塑造了她异常宽厚结实的肩膀和臂膀，腰身相对窄瘦，呈现出一种倒三角的轮廓，早已模糊了女性的柔美曲线。然而，仔细端详，仍能发现她昔日的清秀痕迹，被衣服遮盖的肌肤依稀可见往日的白皙，两条乌黑油亮的大辫子垂在肩后，显示她还青春。村里的姑娘们都知道她心灵手巧，能编善绣，脾气温顺又热心肠，都喜欢找她玩耍、讨教手艺。

父亲是母亲相看的第二个对象。第一个是位当兵的，据说个子高瘦，家境尚可，母亲本人并无异议。但外公一锤定音：“当兵的不着家，你过去要受罪，不成。”于是见了父亲。父亲来相亲那天，正赶上饭点。家境贫寒的他，平日里难得见到如此“丰盛”的待客饭菜（无非是多了几个白面馒头和一盘炒菜）。多年后母亲笑着回忆，父亲当时毫不拘束，一个人几乎吃掉了桌上大半的饭菜，白面馒头就着菜，一口气干掉了五六个。父亲是干重体力活的，浑身腱子肉，个子比舅舅们高出一截，看起来强壮有力，能吃能干。

父亲走后，外公很满意：“这个好！能吃说明能干，身体壮实，以后家里重活有人担，你就不用那么累了。头次上门，一点不装假，实诚人，能过日子！”亲事，就这样仓促地定了下来。母亲说，出嫁前统共就见过父亲三四次面：第一次是相亲；第二次是过年父亲来送节礼。他提来一个油纸包，里面是五六块大小不一的猪肉。母亲记得清楚，那时女婿上门，讲究送一条完整的、肥瘦相间的“礼条肉”，用红绳穿着才体面。可父亲送来的，分明是东拼西凑的碎肉块。正巧那天大舅舅要去丈人家，准备了一条上好的礼条肉，红绳醒目地系着。母亲赶紧把这条肉挂在了门把手上，有姑娘媳妇过来看热闹，她便指着那条好肉解释：“这是未来对象刚送来的。”第三次见面是在镇上的集市。媒人传话说父亲那天会去赶集。母亲揣着早已做好的一双千层底布鞋，又买了双新袜子，等在集市上。见到父亲，她把鞋袜递过去。父亲默默接过，竟连句话也没说，转身就挤进了人群，在父亲眼里，结婚找老婆真的不光彩。

三舅舅腿脚不便，学了木匠手艺，在乡间还算能养活自己。他给这个为全家付出最多的二姐打制了嫁妆：两个木箱和一个带三个抽屉的桌子。漆是自己刷的，红漆涂得不太均匀，斑斑驳驳，透着朴实的手工痕迹。这便是母亲的全部的妆奁了。

没有隆重的仪式，量身一人做了一套新衣服。母亲说做新衣服的时候，父亲付了自己的钱，说你的你自己付吧，我没这么多钱，最后，母亲的新衣服钱都是自己付的，相熟的姑娘们送了几块花布，聊表心意。出嫁那天，父亲推着一辆借来的自行车。又托关系，找到一辆临时歇班没出车的拖拉机。就这样，母亲、她的两个红漆木箱、一张抽屉桌，被一同接上了拖拉机。在拖拉机引擎的轰鸣和颠簸中，她离开了生活了二十八年的家，驶向了未知的新生活。车厢里，那抹不均匀的红漆，在尘土飞扬的乡间土路上，显得格外醒目，也格外孤寂。